香華雷藏寺

道安法師（1907～1977）

湖南祁陽人。俗姓傅。二十歲出家於衡陽佛國寺，受具足戒於衡陽大羅漢寺。1929年入南嶽龍池巖苦修，1931年入南嶽佛學研究所研究佛學。後曾在桂林、南寧、柳州等地講經弘法。抗日期間，曾組織佛教救護隊參與抗戰行列。且曾出任南嶽首剎祝聖寺住持等職。1953年渡海來台。1957年在台北創建松山寺。其後除賡續其弘法事業之外，先後曾創辦慈航中學、發行《獅子吼月刊》、接辦台灣印經處。對文化、教育事業，甚為費心費力。曾出任善導寺住持、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、中國文化學院教授等職。著述有《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》、《中觀史論及其哲學》、《二力室文集》等書。

※道安法師小傳※

受戒學法
    
道安法師俗家姓傳，名錫鋆，湖南省祁陽縣人，清光緒一九七年丁未歲十一月十七日出生。他家住在祁陽縣四靖鄉，祖上世代業農，是以耕讀傳家的中產之家。他的父親達東公，中年改業經商，往返於滇、黔、蜀、桂、粵、贛、鄂、浙諸省，以此得藉機遊歷名山大川，因時而寄宿寺院，親近高僧，預聞法義，因而信仰了佛教。

道安自幼聰穎過人，五歲啟蒙，由四書五經，循序就讀。十歲轉學於陶氏私館，從陶宗傑先生受學，由此接觸到新學。十二歲時慈母見背，以達東公經商在外，道安及二幼妹，皆賴他伯母撫養。早年讀到《朱子語錄》及韓愈闢佛之文，對佛教印象不良。後來偶然讀到《海潮音》月刊，及《釋迦應化事跡》等佛書，對佛教看法有了改變，對佛陀產生了崇拜嚮往之情。十七歲時，祈陽一帶時疫--傳染病流行，死人無算，他的大伯母、二伯父、二伯母亦相繼棄世，使道安深切感受到人生無常、生離死別之苦。

道安十九歲時，岐山仁瑞寺的高僧楚寶上人，到四靖鄉他們的村子中，每晚於村中廣場演說佛法。道安也隨眾聽講，領會頗深。楚寶上人於講經圓滿之夜，接受信眾皈依，道安即皈依於上人座下，成為一名年輕在家清信士。一九二六年，道安二十歲，正是國內軍閥割據，內戰不休的時代；道安見時局混亂，民不聊生，益發感到塵世如夢如幻，人生是大苦聚；除夕，他向父親達東公陳述欲求出家之意。父子二人議定，即立卷把所有的動產、不動產，悉數贈與他大伯父。數日後設下春宴請親友到場，達東公即席宣佈，父子二人將同時投入寺院出家。此語一出，舉座嘩然，達東公亦不加辯解，只說自己決定離俗，兒子是否出家，由他自行決定。正月十五日，父子二人拜別祖先，並向村中族人辭行，離家而去。

父子二人到了衡陽，投向岐山仁瑞寺，謁見楚實上人，說明希望出家的心願。因為仁端寺是十方叢林，不能收剃度弟子，楚實上人乃陪同二人，到祁陽紫雲峰佛國寺，介紹給他的剃度師常悟長老，常悟長老代他弟子養宣收徒（養宣時在上海弘化），為道安剃度，並為之授沙彌十戒。至於道安的父親達東公，則禮夙緣長老為師而披剃。道安自此在佛國寺研讀佛學典籍，及學習焰口唱念、水陸儀規等。八月，赴衡陽北門的大羅漢寺受具足戒，得戒和尚為廣證法師。戒期圓滿，仍回佛國寺修學。

翌年正月，道安辭師別祖，赴岐山仁瑞寺住禪堂，親近大空、禪靜、明晞、明德諸禪師，每日晨四時至晚九時，浸沈於禪法大海中，三年如一日，身心輕安，粗重習氣盡除。一九二九年，道安二十三歲時，在仁瑞寺被委任為客堂知客，但心中不離參究工夫，工作之暇，仍入禪堂參禪。二十四歲那年，辭去知客職務，獨自到衡山祝融峰用功。祝融峰是南嶽七十二峰之主，拔海最高，峰頂有個小石洞，堪容人居。道安住在石洞中，以山泉為飲，以黃精、松子為食。三數月後，他自種的山芋、蕃薯成熟，可供食用。道安在祝融峰獨居年餘，一日，有祝聖寺佛學講習所的學僧登峰采筍，與道安相遇，告以講習所授課的情形，他乃決定進入講習所研究教理。七月下了祝融峰，到南嶽鎮祝聖寺報名，考試入學。講習所教授陣容堅強，有靈濤、善因、空也、鍾明、明真諸大德。道安在所三年，學力大進，同時也受到靈濤、善因等老法師的器重，認為他是未來的佛門法將。

弘化利生
    
一九三四年，道安法師二十七歲，應廣西佛教界人士之請，到廣西桂林弘法。道安法師抵廣西後，先後在桂林的祝壽寺、棲霞寺、月牙山寺，及柳州、南寧、梧州等地，講經說法。經過一年多的宣化，民間始知有正信佛教，許多齋教徒也都皈依了佛教。駐防柳州的某軍長，虔信佛教，他率軍部官兵，在道安法師的主持下，集體皈依三寶。一九三五年秋，以南嶽師友催促，道安回到南嶽，受聘為南嶽佛學院教席，講授《攝大乘論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、《成實論》，翌年繼授《俱捨論》，自編《俱捨講義》八大冊，開南嶽佛學院之創舉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寇侵華軍興，道安法師仍在南嶽佛學院授課。一九三八年，日寇軍機轟炸後方城市，貧民無辜受害者極多。道安法師在南嶽發動僧侶，組織「南嶽僧侶救護隊」，南嶽的五大寺紛紛響應。道安法師在僧侶中選得一百二十人，施以救護訓練，他自己擔任大隊長。每遇日寇軍機空襲，即攜帶擔架，出動救護。這項工作，深得地方好評。一九三九年，戰事逼近南嶽，佛學院停課。下半年，復應廣西佛教會之請，到桂林講經。道安抵桂林，在佛教會開講《維摩詰經》，一月圓滿，皈依者一百七十餘人。其中有廣西省府秘書兼桂林區稅捐區長黃昆山夫婦，以後對道安法師的弘法事業協助頗多。翌年正月，佛教會改組為中國佛教會廣西省分會，改選理監事，道安法師當選為理事長。

一九四四年春，衡陽的十方佛國寺，迎請道安法師出任住持，他由桂林返回湖南，到衡陽佛國寺晉山升座。六月，日寇攻陷長沙，包圍衡陽，道安法師避難到柳州，他藉機行腳參訪，游雲南、貴州、四川各省，參訪歷史名剎，諸山長老，遊覽佛教勝地，至一九四五年五月，始返回桂林。桂林曾一度淪陷，收復未久，城內斷瓦殘垣，荒草過膝，人跡稀少，無限淒涼。幸而他一手創建的廣西佛教會會館無恙，稍覺安慰，乃重新開展會務，整理會籍，吸收新會員。未幾，日寇戰敗，無條件投降，外省人士復員還鄉，佛教會會員的人數銳減。太虛大師主持「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」，聘道安為委員。一九四六年春，道安法師應廣州信眾之請，離開桂林到了廣州，協助寬鏗和尚接收六榕寺，並在寺內講經；五月應虛雲老和尚之邀，到南華寺籌設「南華戒律學院」，為時未幾，南嶽諸山派代表到了南華寺，請他回山，道安法師乃回到南嶽。

一九四七年元月，道安法師受請繼任南嶽首剎祝聖寺住持，兼佛學院院院長。他計畫重建祝聖寺在日寇侵略時被炸毀的禪堂、寮房，並擴充佛學院。唯以受內戰影響，未能一一實現；夏間，湖南省佛教會改組，道安法師以眾望所歸，當選為理事長。一九四八年，他計畫創辦一所「私立南嶽覺民大學」，商之於前湖南省長，省議會議長的趙夷午（恆惕）老居士，趙夷老頗為支持他的計畫，首捐湖田三千畝，黃金百兩，銀元千圓為之倡導，並於一九四九年元旦成立了董事會和籌備處。唯以內戰日亟，大局糜爛，未幾，這項大計畫也就成為了泡影了。五月，戰事逼近湖南，道安法師於端午節前夕，在祝聖寺召開寺務會議，作應變措施。他把寺務妥為安置，端節之後，攜同佛學院學生靈根，輾轉南下，抵香港避亂。

赴台傳法
    
道安法師在香港住了三年多，平常在妙覺園為信徒講經，也常寫些弘揚佛法的文章，在《華僑日報》上發表。一九五二年，他和台灣方面聯絡，申請赴台。台灣入境極為困難，由他的在家弟子李執中居士多方奔走，後來趙恆惕居士也出面幫忙，年餘後他和靈根申請到了入台證，於一九五三年二月抵達基隆。這時慈航法師在汐止彌勒內院聚眾講學，聞知道安法師抵台，立刻把他接到彌勒內院；八月，道安法師在汐止靜修院開辦「靜修佛學研究班」，自任主講。一九五四年五月，慈航法師示寂，道安法師出面組織「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」，籌備編印《慈航法師全集》，一九五五年《全集》出版。

慈航法師圓寂後，道安法師有意自建精舍，唯因緣不具，歷經曲折，最後擇地於台北市三張犁的半山坡上，打算籌建松山寺。在建寺之前，並先塔蓋了一處茅篷，為臨時卓錫之所。以後數年，道安法師一方面興建松山寺，一方面為了紀念慈航法師，打算創設一所「慈航中學」。一九五九年，先成立了「慈航中學籌備委員會」，一九六年正式建校，申請立案，擔任創辦人兼董事長，聘請蘇芬居士擔任校長。這一所學校，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--學校在五堵附近的山坡上，地點偏僻，交通不便，設備也不夠充實，招生自然不理想。而最大的致命傷，是建校經費不足，學校一開始就債台高築，教職員全是學校的債權人。學校人事也不安定，六年之中換了七位校長。為了慈航中學的債務，那幾年真使他焦頭爛額，疾於奔命。最後在無力維持的情況下，把學校讓與慧岳法師接辦，而他自己卻已為這所學校背下了數百萬圓的巨額債務。這些債務，後來由靈根法師為之一一清償。

那些年，道安法師除了辦學校招來的困擾外，在社會上他卻是「道譽日隆」，一九六一年他出任台北首剎善導寺住持，並接辦了由朱鏡宙居士創辦的「台灣印經處」，一九六二年他把早年在廣西創辦的《獅子吼》月刊復刊，一九六三年當選為中國佛教會第五屆常務理事，以後第六、七、八屆，均再度當選連任。一九六四年，兼任碧潭大佛寺主持，一九六五年擔任中佛會華僑僧伽代表弘法大會副主委，及美國華僧代表團團長。這以後，又擔任中華學術院研究員，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教授，以及經常擔任各寺院傳戒的教授和尚、尊證和尚、羯摩和尚，經常到各種場合致詞、演說，及經常或代表中佛會，後受各國佛教團體邀約，出國到各地開會、訪問。所到之處，受到道俗的歡迎與尊敬。

一九七一年，道安法師六十五歲，受日月潭玄奘寺護法委員會（主任委員趙夷午老居士）之聘，出任日月潭玄奘寺住持；三月二十一日晉山升座，各地前往致賀的政要名流、緇素四眾，為數在三千人以上，這是道安法師聲望最高的時候。

弘法貢獻
    
繼而於一九七二年，道安法師應屏東的東山寺住持天機法師之請，擔任東山佛學院院長，他事繁不克經常到院，院務由教務主任晴虛法師分勞代理。一九七三年組織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，任會長。一九七四年三月，應善導寺董事長孫張清揚居士之請，再度出任善導寺住持，同時仍擔任著玄奘寺住持；同年，他在松山寺開辦「大專佛學講座」，以後年年舉辦。一九七六年，他出版了幾本重要著作，包括著《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》、《中國大藏經雕刻史話》、《二力室文集》一至三集。

在這幾年內，道安法師年年出國開會、訪問，如一九六八年五月，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曼谷召開的文教會議，會後訪問新加坡，馬來西亞三個月。一九六九年六月，出席在越南西貢召開的世界佛教徒服務國際大會；同年出席在泰國曼谷召開的東南亞文化會議；十一月應瑞今法師之邀，赴菲律賓弘法，講經於馬尼拉、宿務等地，翌年三月始返回台灣。一九七一年元月，赴泰國曼谷參加泰國僧王葬禮；十月出席在韓國漢城召開的世界佛教領袖會議，當選為憲章委員會主任委員。一九七四年四月，組織訪問團赴日本，參加該國曹洞宗大本山總持開山住持的紀念法會。八月出席在泰國舉行的中華佛教研究會議。一九七五年，應邀率團參加日本的「日華關係協會成立二週年慶祝會」，十月應邀參加日本靈友會新建釋迦殿落成慶典。此外，各寺院傳戒，也免不掉請道安法師擔任尊證、教授、羯摩和尚。

一九七六年，道安法師年七十歲。他自幼有氣喘病，時發時愈，但並未根治，而他也未把健康的問題放在心上；終於在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在松山寺方丈室內，夜間起來，跌倒在地，導致中風。次晨始為人發覺，急送到醫院治療，數日後病情好轉，一九七七年的元月六日，是他七秩大慶，四眾弟子到松山寺為他拜壽，他尚扶病回寺，在輪椅上致謝詞。而回到醫院不久之後，病情惡化，延至元月二十一日凌晨捨報生西，世壽七十一歲，法臘五十一年。

道安法師生前勤於寫作，著述豐富，唯在大陸時期者均已散佚，在台灣撰著的《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》、《中國大藏經雕刻史話》、《二力室文集》三集，及日記多冊，由靈根法師主持編輯為《道安法師遺體集》，凡十二冊。